警惕感同身受不一定是好事太善良的人总

在现代社会，行善变得愈发困难了。年，人类实现了一项不寻常的“壮举”：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首次比生活在城市外的人多14。预计到年，地球上将有2/3的人居住在城市中。然而，人们越来越孤立15。

年，英国大约有5%的公民独居；而一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变成了31%。独居现象在年轻人群体中和城市中心地区增长最快。如今在美国，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独居的人数是年的10倍。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家庭规模的缩小，人们见到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了，但了解的人却更少了。需要人们定期与他人接触的仪式性活动，如团队运动和外出购物等，都已让位于网上的“孤独活动”。

在街角的商店中，两个陌生人可能会聊一聊篮球、各自的学校或电子游戏，逐渐了解彼此；而在网上，人们对陌生人的最初了解常常是自己最不喜欢的部分，如自己反感的意识形态，而这让他人在有机会成为“自己人”之前，先成了“他人”。

实验研究发现，与面对8个、10个或上百个受害者相比，人们对单个受害者会产生更多共情。对人类的祖先来说，一次只与一个人共情是有道理的。如今，这一本能正使得人们遭受挫折。

人们“淹没”在对苦难的描述中：年，数十万人在海地地震中丧生；万也门人不知道下一顿饭要从哪里获得。这些数字在使人们感到震惊的同时，也让人们不知所措，并最终变得麻木。在重压之下，人们对他人的共情之心崩塌了。

为什么要选择共情

从柏拉图到高尔顿，到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再到流行文化奇迹《星际迷航》，人们普遍认为：人类无法控制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特质，那么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不可能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如果共情是一种条件反射，那么人们无法改变此时对彼此感受的觉察。

当共情自然而然地发生在家人、朋友或所在群体内时，一切进展都会很好。但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是则坏消息。这意味着，当人们无法与他人共情时，其实是触及了神经回路的极限。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世界变得越来越无情，越来越孤立。

众多实验研究表明，共情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特质，它更像一种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增强这种能力，以适应现代社会。

不妨想一想饮食习惯和锻炼习惯。众所周知，人类是从活动不断、食物匮乏的环境中进化而来的。人类养成了对脂肪、蛋白质和休息的偏好。如今，很多人的生活中都充斥着快餐，不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来获取食物。

如果本能占据主导地位，那么人们会早早地进入坟墓。显然很多人都不接受这种做法。人们努力保持健康，不断调整饮食，并坚持锻炼，因为人们知道，这才是明智的做法。

同样，即使人类进化到只关心某些方面，人们也能超越其中的局限。无论何时，人们都可以像调节音量按钮一样调节共情，如学会倾听难以相处的同事，或者为遭受苦难的亲人提供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以调整自己的情绪，与远方的陌生人、外人甚至其他物种共情。也就是说，人们可以将共情能力从进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换句话说，共情是一种古老的常规力量，就像身体强壮、反应敏捷或者擅长拼字游戏一样。虽然有些人的共情能力天生就比别人强，但也取决于自身的选择。正所谓：久坐不动，肌肉萎缩；保持活跃，肌肉强健。

环境影响共情能力

从幼年到成年，环境会对共情能力产生持续的影响。例如，得了抑郁症预示着一个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会变得难以与他人共情；剧痛会以令人惊讶的多种方式改变人们对他人的共情。当人们制造痛苦时，共情会减少；当人们忍受痛苦时，共情会增加。

通常，人们免不了会给他人带来痛苦。如，肿瘤科医生常常传达坏消息：患者的癌症恶化了；治疗失败了；恶性疾病将夺去患者的生命。年，在美国，经营者每月会解雇约3.4万名员工。心理学家乔舒亚·马戈利斯和安德鲁·莫林斯基称其为“必要恶行”。

人们很容易同情癌症患者和新近失业的人，但那些实施必要恶行的人其实同样值得同情。例如，约50%的肿瘤科医生表示，每当他们宣布坏消息时，都会感到强烈的悲伤和压力。在实验中，即使假装这样做，医学生的心率也会升高。

当人们伤害他人时，更有可能鄙视自己，而不是关心他人。由此产生的内疚感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影响。例如，在大规模裁员期间，解雇他人的经营者会出现睡眠问题和健康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通过平复情绪来进行自我保护。

在《选择共情》这本书中，马戈利斯和莫林斯基发现，大约有50%实施必要恶行的人会远离他们伤害的人。在裁员期间，经营者努力迫使自己不去考虑员工的家庭状况，避免更多的对话，而尽量言简意赅；不得不传达坏消息的肿瘤科医生则将注意力集中在治疗技术方面，试图忽略患者的痛苦。

为了自如地生活，伤害者常常会责备受害者或者使受害者去人性化，这一过程被称为“道德脱离”。20世纪60年代，一些心理学家曾要求被试反复电击另一个人。被试的反应是否认电击会造成伤害，甚至认为受害者并不讨人喜欢。

有实验证明，造成痛苦的人的共情范围会缩小，即会让互相关心变得更加困难，而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往往会因此变得更容易与他人共情。袭击、疾病、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创伤是动摇人们生活基础的心理地震。

承受巨大痛苦的人往往更容易与他人共情，经历过重大创伤尤其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过帮助的幸存者更容易恢复，他们也更有可能转而帮助他人，并且在这种帮助中拥有更强大的精神力量、更牢固的人际关系和全新的使命感。

警惕过度共情

没有任何一种情绪体验是绝对有益或绝对有害的。焦虑让人难受，但它也可以激励我们面对挑战。快乐让人感觉良好，但它也可能转变为躁狂。有时，我们可以更多地运用共情，但过多的共情也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能力。

二三十年前，卡拉·乔因森创造了“共情疲劳”这一术语，它表示的是共情带来的重复性损伤。乔因森写道：“人类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医护人员往往会觉得‘我总能多给予一点’，但有时他们真的无能为力。”

在《选择共情》中，虽然乔因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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